文/姜兰昱  于群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统一犯罪报告（UCR）项目和司法统计局（BJS）的全国犯罪被害调查（NCVS）项目是获取美国犯罪数据的重要渠道，均为美国司法部管辖，持续运行、各有侧重，近年来都开始对警民接触事件给予关注统计。警民接触统计是警务资源的数据化，本文的“统计”包括数据收集、应用、发布等环节的方法、程序、理念等运行机制，意在对两种警民接触统计进行全面分析。
　　
　　一、统一犯罪报告项目及其执法—公众接触统计

　　统一犯罪报告是美国首屈一指的犯罪报告系统，根据全国执法机构提交的数据提供全国范围的犯罪情况，生成信息供执法行政和管理使用。统一犯罪报告符合官方犯罪统计的特征，但是联邦调查局没有法律权力要求执法机构向其报告任何数据；并非所有执法机构都向统一犯罪报告报送数据，因此需要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全国犯罪估计。
　　除犯罪数据外，执法数据也是统一犯罪报告的重要成分，涵盖多个主题，使用共同定义确保所提交数据的一致性，对执法人员的界定等同警察。

　　（一）统一犯罪报告项目的新进展
　　进入21世纪，统一犯罪报告开始应用数据浏览器发布数据，数据采集向全国案件报告系统转换，信息更为丰富。
　　1.年度报告和数据浏览器。
　　传统统一犯罪报告数据发布形式是纸质或电子的《全国犯罪》年度报告，涵盖美国犯罪（CIUS）、全国案件报告系统（NIBRS）、仇恨犯罪、执法人员殉职和遇袭等主题。2002年，统一犯罪报告响应《电子政务法案》，逐渐将发布在联邦调查局官网上的静态年度数据迁移到动态的、可显示多年数据的犯罪数据浏览器上（CDE），提供可下载文件、交互式图表以及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数据形式。2020年9月，犯罪数据开始按季度发布，每年6月、9月、12月和3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发布上季度数据及季度报告；执法数据发布上月乃至本月的数据。各数据主题从按年度发布到犯罪数据浏览器即时发布可查，增强了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即时性。
　　2.汇总报告系统和全国案件报告系统。
　　统一犯罪报告官方文献中，“案件”（incident）指一名或一群罪犯在同一时间和地点一致行动所犯的一次或多次罪行（offense或offence）；罪行（offense）通常是某种形式的伤害、盗窃或对社会的犯罪行为。Incident和offense在统一犯罪报告语境中必须严格区分，crime则泛指任何犯罪和罪行。
　　统一犯罪报告最初使用汇总报告系统（SRS，简称汇总系统），执法机构每月汇总报告10种A组罪行的总次数，以及A组罪行和19种B组罪行的逮捕数据。此系统遵循等级规则，当一起刑事案件包括两种及以上罪行时，只计算最严重的罪行，即如果被害人被杀害，强奸计数将忽略。
　　20世纪80年代初，司法统计局倡导收集基于案件的犯罪数据，推广全国案件报告系统（NIBRS，简称案件系统），为各州报告案件系统数据提供多次资金迭代。此系统基于警方知晓的每一起案件，执法机构不必每月生成犯罪汇总数据；放弃“等级规则”，收集每起案件中的所有罪行以及与这些罪行相关的详细信息（包括被害人、罪犯、被害人与罪犯的关系、犯罪案件特征和执法反应共54个要素字段）；报告52种A组罪行和10种B组罪行（只需要报告逮捕数据）。执法机构可根据自身需要围绕案件系统建立自己的系统，提交统一犯罪报告的案件系统数据就是本机构系统自动生成的副产品。
　　在两系统并行期间，美国犯罪年度报告仍基于汇总系统数据，并将案件系统数据转换为汇总系统数据。两种系统都基于估计方法而非某一个更准确；但是案件系统数据从根本上提质，提供汇总数据未能呈现的背景信息。
　　2021年1月1日，统一犯罪报告宣布取消汇总系统。《2021年美国犯罪》完全基于案件系统数据，但是当年能提交案件系统数据的机构比例不高，《2023年全国犯罪》不得不启用16334个机构（占积极参与机构的85.2%，覆盖美国人口的94.3%）通过两个系统提供的数据。

　　（二）执法统计
　　统一犯罪报告的执法数据统计是警务资源数字化的平台，目前包括五个统计主题。
　　1.执法—公众接触（LEPC）统计。
　　执法—公众接触指民众要求警察对现场作出反应或警察发起活动导致与民众接触的事件。统一犯罪报告汇编这些数据，建立警民接触次数的国家衡量标准，为《全国使用武力》和《执法人员殉职和遇袭》数据提供背景，但是不直接发布数据。
　　2017年，统一犯罪报告开始统计每年警民接触次数，分为市民需求服务、警察机构/警察发起接触、法庭/法警活动等三类数十种情况。各机构可以使用电脑辅助调度系统、记录管理系统或通话记录等其他系统中记录的现场反应和沟通数据，提交与公众接触的次数。如果没有此类实际数字，各机构可以根据执法人员的工作量（例如引证计数、街道/步行巡逻、交通值班、公众宣传等）提交估计的接触次数。
　　执法机构可以选用三种方法提交年度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具有批量提交技术规范的平面文件，搭建具备网络服务接口批量提交功能的网页端平台，执法门户网站执法和犯罪采集工具的提交页面。
　　2.执法人员殉职和遇袭（LEOKA）统计。
　　采集对宣誓警察的攻击信息，旨在展示全国范围内执法人员公务死亡或遇袭的数据视图。执法人员殉职和遇袭，是从1937年开始收集警察因公死亡数据，并在全国犯罪年度报告中发布；1972年开始每年提供（地方）执法人员在执行任务时被重罪杀害、意外死亡、遭遇袭击以及联邦执法人员殉职与遇袭等四类数据；2005年开始在联邦调查局官方网站上发布主题数据；2020年在犯罪数据浏览器上发布所有数据。执法机构每月通过案件系统提交尽可能多的案件细节，以丰富数据内容。为了被年度报告统计，执法机构必须在该年的每个月提交被袭击宣誓警察以及宣誓警察和文职警察雇用信息。
　　3.全国使用武力（UOF）统计。
　　全国使用武力于 2019年1月1日开始统计三种类型的使用武力事件以及相关信息：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导致人员死亡；执法人员使用武力造成人员严重身体伤害；在没有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的情况下，执法人员向人或人的方向开枪。
　　数据采集的重点是易于了解的信息，事件发生后几天内就可以报告；统计强调数据的集体性，不评价使用武力的警察是否合法或在部门政策范围内行事；对提供数据不到其警察总数40%的州不予发布；对所有参与州提供叙述性信息，描述每个州为参与统计所做的努力；在警察—人口覆盖率达到全国的80%之前，不发布全国估计数据。
　　一些执法机构向选民公布使用武力的统计数据；全国数据属自愿报告性质，通过联邦调查局执法门户网站以电子方式单独或批量提交。

　　二、全国犯罪被害调查及其警察—公众接触调查

　　全国犯罪被害调查的前身为全国犯罪调查（NCS），是美国犯罪被害情况的主要信息来源，也是未向警方报告的被害情况的唯一数据来源，自1972年以来由人口普查局代为管理，每月进行一次访谈和样本数据处理。全国犯罪被害调查严格意义上属于非官方调查中的被害人自述调查，但因其持续时间长、样本巨大，普通非官方调查难以企及，亦可将其视作准官方统计。

　　（一）全国犯罪被害调查基本流程
　　全国犯罪被害调查从全美具有代表性的家庭样本中采集针对12岁或以上人群的非致命（不统计杀人犯罪）被害数据。入选家庭在样本中保留3.5年，家庭中符合条件的人每6个月接受一次访谈（共7次，首次为当面访谈）。受访者被问及过去6个月内遭受被害的数量和特征。三种基本表格分两个阶段采集所需的数据——控制卡包含每个样本单位的地址和基本家庭数据；基本筛查问卷以一组问题引出针对家庭及其成员的犯罪报告；犯罪案件报告包含一组问题采集筛查问卷中所报告犯罪的详细信息。
　　1992年全国犯罪被害调查将犯罪分为针对人员的“人身”犯罪和针对家庭的“财产”犯罪。收集案件的细节，包括犯罪的时间和地点、被害人和罪犯之间的关系、罪犯特征、被害人在案件中采取的自我保护行动及其结果、被害后果、损失的财产类型、是否向警方报告犯罪以及报告或不报告的原因，以及罪犯使用武器、毒品和酒精情况；采集基本人口信息，以便对不同的子人口进行被害分析。
　　全国犯罪被害调查目前以动态分析工具数据仪表盘（N-DASH）形式提供人身和财产被害数据，允许关键词查询和分析。全国犯罪被害调查还对特定主题开展补充调查。这些主题的一系列问题被定期（通常为6个月）添加到基本调查问卷的末尾，以便及时估计特定的被害类型。

　　（二）警察—公众接触调查
　　警察—公众接触调查（PPCS）是全国犯罪被害调查中的补充调查主题，自1996年以来定期实施，统计访谈前12个月内与警察非致命接触的信息，以调查年份界定时间。在抽样家庭中，16岁及以上主动完成基本被害调查的人有资格接受此项调查，但不允许代理访谈。
　　受访居民被问及他们向警察寻求帮助的情况（居民主动接触）、警察接近或阻止他们的情况（警察主动接触）以及交通事故形成的接触等三类数十种情境。筛选问题确定受访者在过去12个月内是否与警方有过接触。报告与警察接触的受访者被问及有关最近接触的问题，包括接触原因、警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受访者对警察的行为、警察对受访者的行为（包括威胁和身体暴力）以及互动的结果（包括罚单和逮捕）等信息。
　　2022年警察—公众接触调查问卷长达29页，对照之下，基本表格问卷分别为11页、35页，可见全国犯罪被害调查对警民接触主题的关注，数据应收尽收。全国犯罪被害调查在司法部网站以年度报告或专题报告形式发布信息，在国家刑事司法数据档案网站发布在线数据并提供分析工具。
　　
　　三、两种警民接触统计评析

　　两大犯罪统计制度建立警民接触主题，界定“接触”为警民互动，即动态的、双方都经历的执法活动，作为平台为警民接触统计提供理念和技术的全面支持。

　　（一）运行机制差异分析
　　综上，两种警民接触统计（下文称统一犯罪报告中的接触为前者，全国犯罪被害调查中的接触为后者）的运行机制差异明显，与平台定位息息相关。
　　1.具体关切不同。
　　前者数据为其他执法数据主题做分析背景，倾向关注警务活动和警察内部风险，更能显示统计执法伤亡和使用武力数据的必要性。后者倾向警民关系风险，关注警务活动对公众、对公众信任和警民关系造成的损害，如歧视性执法、警察公信力、警察信任等内容。
　　2.信息收集主体不同。
　　前者由各级执法机构自愿向统一犯罪报告提交，历年参与度参差不齐，但是各机构可收集和使用数据满足社区诉求，既有小局域又有大图景。后者由人口普查局对信息收集汇总，仅在全国层面形成数据信息，更加侧重大图景的展现。
　　3.信息来源范围与方法不同。
　　前者由执法机构在辖区内收集，属于全面调查，理论上可覆盖全国人口。后者根据美国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抽样设计组成样本，2023年全国犯罪被害调查中，家庭及成员响应率分别为63%和82%，再对完成基本问卷的16周岁以上者进行调查，存在抽样误差、无响应等问题。
　　4.收集内容不同。
　　前者按年度采集三类警民接触次数，包括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具体问题并未公布，收集的次数可以是实际数字或估计数字。后者定期（两年左右）采集访谈前十二个月内三类非致命接触数据，调查警察的人口学特征、双方的行为以及互动结果等更具体的信息，具体问题可查。
　　5.提交方式不同。
　　前者由执法机构使用电子邮件等三种方式之一提交年度数据。后者随调查问卷提交，进入分析整理程序。
　　6.数据发布情况不同。
　　二者依托开放数据平台，前者收集但不直接发布数据，只是将其作为相关数据集的背景，信息公开谨慎。后者数据以两种方式发布，发布的数据更为开放，如不同族裔或经济背景人群与警察的接触信息。

　　（二）统计效果分析
　　对标司法部的基本职能，两种统计通过大数据反映警务工作概貌，为执法工作提供有用信息，可期待其在衡量执法质量、改善执法透明度、加强警民关系、提升警察形象方面发挥作用，促进执法机构重视由警民接触带来的警务风险并积极应对。
　　1.积极效果。
　　统一犯罪报告的警方数据最大限度减少了漏斗效应的影响，全国犯罪被害调查作为稳定的非官方统计可在一定程度上估计犯罪黑数，两个平台不同但都具有独特优势，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反映美国犯罪态势。映射在两种警民接触统计上，两种统计各有所长且互补，是美国警务活动的重要侧写。
　　（1）实现警务资源数据化。警民接触统计推动警务资源数据化、标准化，对提高执法部门的数据意识和管理水平、确保执法行动的可追溯性和合理性意义重大。对涉及公众的执法活动建立良好的数据系统，清晰记录工作流程，以确保执法经得起检验。
　　2023年，10884个机构向统一犯罪报告报送79091起警察遇袭事件，1570个机构报送至少一起使用武力事件，大部分涉及警民接触。2024年前10个月被杀害的54名警察中，有三分之一正在调查/执行毒品相关案件、通缉罪犯、交通违规拦停任务。涵盖警民接触的执法情境大数据综合反映警务活动情况，可期待在此基础上制定警察培训方案，有针对性地保障执法安全性与合法性。
　　（2）促进警务信息透明化。与及时公开有关犯罪数据能促进防控犯罪同理，警方分享可公开的警务信息数据，提供查询通道，能让公众更好地理解警方采取某些措施的必要性。在对公众关注事件的处理上，合理的信息公开是警方提升工作透明度和合法性的关键举措，公众可以监督相关部门有没有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警民接触统计信息的适当开放，可以发挥社会研究机构的作用，为执法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3）为评估警务活动和警民关系提供依据。警民接触信息的数据化是警务资源利用的初级阶段，近年兴起的循证警务是验证警务活动的重要实证方法，二者的结合将使警务工作告别经验判断、主观推测的传统方式，将数据技术全面整合到警务领域，推动警务模式、评价方式以及组织结构等各方面的创新与变革，从而更加切实地提高警务工作的效果和效率。
　　警察—公众接触调查提供了对警民接触的性质、后果以及警察可能过度使用武力的估计。2022年，估计占美国人口19%的16岁或以上居民与警察有接触，比2020年的21%有所下降。约8%的居民经历警察主动接触，大约1%经历警察不当行为；约2%的居民经历过威胁或使用非致命武力，其中约有40%的人认为警察使用武力过度；有4%至少对警察反击一次。11%的人经历居民主动接触，大多数对警方反应感到满意。两种调查在主题的确立和相关问题的设计中已经隐含对警务模式和警民关系的理论假定，可以对警务风险、警察信任等理论进一步验证。
　　2.预期却未达成的效果。
　　警民接触并非存在于真空，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等因素对警民接触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警民接触统计能否发挥积极作用，更取决于统计信息是否顺应了警务活动的关切和基本遵循。
　　（1）对减少警务安全风险无能为力。警察是国家强制力和国家合法垄断暴力的象征，同时也是国家解决社会内部法律与秩序问题的核心行动者。2014年至2023年，美国警察执法遇袭数量逐年上升，从49844起增加到79091起，受伤率从28.3%上升至33.7%，殉职549人，近三年殉职数超过近20年里任意连续三年数量。警察伤亡的严峻形势验证了基于警民接触信息进而提供有针对性的警务安全培训的必要性。事实上，联邦调查局的警民接触统计始于2017年，执法人员殉职和遇袭统计更是持续了数十年，两种统计并未根本扭转警察执法伤亡的惨痛局面。执法统计是理性研究警务的平台，但是达成理想目标不仅仅取决于统计自身。
　　（2）对改善执法质量和警民关系孤掌难鸣。“警察暴力地图”网站显示，在2013年至2025年的警察杀人事件中，非洲裔居民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白人的2.8倍，夏威夷土著和太平洋岛民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白人的5倍。美国警察的“工作人格”研究指出，因为警察工作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中，这个环境存在着潜在危险，这要求他们在面对复杂情境和报案时能保持客观甚至看起来毫不关心被害人。警察机构的准军事化特性和专业化、标准化的官僚体制以及警察亚文化中的“男子气”，强化了他们在处理案件中的非人格化倾向。警察是否愿意接受警民接触调查的记录，是否正确看待它的作用而不是认为自己被监督也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警用执法记录仪的使用在美国警界至今仍在反复论证和推进。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的传统、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系统性歧视在警察选择性执法过程中的体现、不同特征人口对警察主动接触态度的统计学差异等诸多问题，说明美国警察权威呈现逐步弱化的倾向，仅靠统计改善执法以及警民关系困难重重。■
　　基金项目：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科研项目“美国仇恨犯罪统计30年”（D2022053），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新时代犯罪治理研究中心智库第一批培育项目“域内外警察权益保障制度比较研究”（ZHK202205）。
　　
　　【作者简介】姜兰昱，女，满族，辽宁新宾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公安基础教研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犯罪学与被害人学。
　　于群，男，汉族，辽宁沈阳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安管理与公安高等教育。
　　（责任编辑：古静）